按照组织上的安排，我来到沈阳东塔机场航行调度室，进行运输机的指挥实习，这可是个一举两得的好事：既可以实习，又可以回家。我像一个上班族一样，早上去东塔机场上班，晚上下班回到岳母家里，很是惬意。甚至幻想：我要是能调回沈阳工作该有多好啊！

 

这种日子刚刚享受了七天，7月28日早晨3点28分唐山发生了一场7.6级大地震!

 

那天，我像往常一样八点钟到了东塔机场航行调度室，就看调度主任一个人在值班室里忙乱的接电话，其他人都到机场去了，几个电话此起彼伏地响个不停，此时我才知道了唐山发生了大地震的事，我虽说是来实习的，不在东塔机场的编制之内，但我是一名军人，是人民子弟兵，国家人民有难我就不能袖手旁观，于是我就积极主动的投人了抗震救灾的工作，先是帮助接电话，后来又做通话记录，再后来就跟着到外场，指挥引导各个大型运输机的停放。

 

那时，为了以最快速度运送急需疏散救治的伤病员，各种运输机型几乎都用上了有：安-24、安-26、安-12、伊尔-18等等，尽一切力量抢救伤病员，飞机频繁起降，起降的间隔大大超过了以往规定的时间，间隔最短的达到了5分钟一个架次，前边的飞机刚刚退出跑道，后面的就已经着陆滑行了，是很不安全的。但那是个非常时期，机场就只能以最大的吞吐量进行超常规的运行。

 

最大的载货运输机要属安-12，它的机仓是通透的，可以装载轻型坦克和装甲车。从唐山运送来的伤病员就一个挨着一个平躺在货仓内，飞机一停稳，它的尾部仓门一打开，唐山带来的苍蝇先飞了出来，然后医护人员上去喷洒消毒药水，再用担架把伤病员抬下飞机，医护人员对一些外伤进行简单的处理之后，迅速抬上救护车输送到市内的各大医院去。

 

我亲眼见到一个伤员，钢筋头把臀部扎破一个伤口，被救出来的时候，伤口已经感染化脓，流着黄红色的脓血，还有骨折部位，他側身躺在机仓里不能动，医护人员忙不过来，只好在简单的消毒之后，用刀子剜去腐烂的组织，再塞上药棉，然后匆匆忙忙运去医院。

 

抗震救援的高峰期整整持续了三天，各种飞机白天晚上夜以继日的往沈阳运送伤病员，我和东塔航行调度室的同志们连续三天没有睡觉，连吃饭都是在机场吃，有时正在吃饭时，眼睛就不知不觉的闭上了，把饭碗丢在地上都不知道，飞机起降的间隙，精神稍一放松，人就歪倒在机场的草坪上了，摔跟头之后才猛的醒过来。

 

那是在和平年代一场救死扶伤的战斗，是检验人民子弟兵的关键时刻，时间就是生命！那次的救援真的很紧张、很疲惫不堪！事隔多年才知道，在那次人类史无前例的大地震中，唐山人民死了24万2千7百69个人，伤了16万4千8百51人，共计伤亡40余万人！而万恶的“四人帮”中却有人说：“从地图上抹去一个小小的唐山算得了什么？”真的是可恶至极！

 

抗震救灾工作的运输任务逐渐的结束了，一切又归于正常了，眼看和周围的人都混熟了，我的实习也快结束了。

 

一天早上，因为头天晚上下了小雨，空气很清新，运输团那天又有飞行训练了，我坐在塔台没什么事，运输团的飞行员老周就喊我跟他去“转转”，我与调度主任说了一声，就跟随老周上了他驾驶的直-5型直升机，他把飞机发动起来，听那旋翼在头顶上“扑扑啦啦”的旋转起来，然后就看他上下左右的检查各个仪表，检查完毕之后，他就向指挥员报告请求起飞，得到允许后，他开始加油门离开地面，上升到15米的高度做空中悬停科目。

 

我隔着小窗看着外面草坪上的草，都被飞机吹的向着一个方向旋转，觉得很好玩，就在我欣赏草坪图案的时候，那个不争气的破直-5竟然垂直的掉了下来！落到地面上它还弹跳了几下，我被飞机上下左右连颠带撞的弄得晕头转向，老周赶紧关了车，跳下飞机查看起落架有无损伤，待他查完确认没事后，我就不肯坐他的破飞机了，他笑着把我拉上了飞机告诉我放心，不会再出现这种状况了，我半信半疑的坐了上去，真的很担心他的驾驶水平。

 

再次起飞之后，他不再做旋停了，而是按照预先选定的航线从东塔----大伙房水库----开原南的中固火车站----沿着铁路线回东塔机场，整个航线用了一个多小时，这次到是很顺利。

 

坐在飞机上我就后悔，一直担心他再出差错，落地后才松了一口气。事后，他给我讲解了“旋停挨墩”的道理：是由于发动机的转速的“马赫”值达到了临界状态，与“地荷效应”相互作用的结果。

抗震救灾和坐飞机挨墩，成为我实习一个月最难忘的两件事。